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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1970年代以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能量流变革的观察：与煤炭和石油时代不同，清洁能量流的变革一开始并不是由商业，而是由政治驱动的。

　　它声称要追求一个道德目标，但背后实质上存在着一个产缘政治博弈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新能源技术进展的新闻时有报道，但成果却寥寥。如果没有严格的环保法律限制或碳交易机制的鼓励，新能源的效率和经济回报完全无法与化石能源相匹敌。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新能源技术尚未带来效率的巨大提升。

　　我们前面讲过，1880年代，人类已经发明了电动汽车。在1890-1900年代的二十年里，电动车已经实现了商用，而且优点和问题跟今天的电动车都是相似的：优点在于安静、速度快、不用换挡，缺点则在于续航。电动汽车与蒸汽机汽车一起被内燃机汽车淘汰，是亨利·福特使用流水线生产大规模制造福特汽车之后的事情。

　　电动汽车在1990年代以后的复兴，跟电池技术的进步有关。电池是一种通过化学反应存储和释放电荷的容器，它的电力必会因化学反应的终结而耗尽。早期电池经历了铅酸电池、锰极电池、锌碳电池和镍铁电池等几代技术的演进，直到锂离子电池出现以后，才取得了产业化的巨大突破。

　　如果我们设想的未来是一个充满智能电动车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对电力的需求可能会比现在高一个数量级。考虑到目前人类发电的主要能源来源依旧是化石（截至2019年，煤炭占到全球总发电量的36.7%，天然气占23.5%，石油占2.8%，加起来总共是63％的比重），这是否会提高我们对化石能源的需求，从而背离清洁能源的总体方向？

　　第二个问题是生产新能源汽车所需消耗的矿产。许多人忽略了这个问题：由于生产新能源汽车需要的电机、电线和充电桩都要大规模消耗铜，新能源汽车首先会对铜矿产生大量需求。纯电动汽车单车平均含铜量为83千克，插电式混动汽车为60千克，混动汽车则有40千克，快充充电桩单个平均含铜量60-70千克，慢充充电桩则有4-8千克。传统燃油车耗铜量则只有20千克。这也就是说，即便不计算充电桩，纯电车的耗铜量也是燃油车的4倍。

　　当前的电动车和混动车中，锂电池是主流的动力电池。锂离子电池主要含有锂、钴、镍、锰、石墨等矿产，电池负极材料主要为石墨，正极材料主要有镍钴铝、镍钴锰、磷酸铁锂等等。根据目前各国对新能源汽车发展所制定的产业政策计划表估算，到2035年，新能源汽车行业对锂、博乐体育钴、镍的需求将分别增长至2018年的16倍、4倍和2.4倍，分别达到420万吨、52万吨和520万吨。

　　即便不考虑这些矿产有很大一部分分布在政治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海运航路路线也可能因为地缘政治风险被打破，单单考虑矿产开采能力，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将主要开采矿产翻四倍以上，这也是一件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完成的任务。

　　第三个问题则是地缘政治风险。欧洲本来是碳政治和清洁能源的大力倡导者，但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考虑到对俄的石油和天然气依赖问题，有关欧洲国家纷纷在考虑暂缓甚至搁置清洁能源转型的计划。这无非是说，出于道德目的的能源转型相比安全来说，是脆弱和不重要的。

　　全球钴矿产量则有66%(2020年）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全球镍矿储量前六则分别是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新喀里多尼亚、古巴和菲律宾，总共占到全世界储量的70%。

　　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如果人类的能源需求向锂离子电池动力切换，那么生产锂离子电池相关矿产的集中程度，较之石油的集中程度不遑多让。而且，这些国家中有不少其本身的政治结构就相对脆弱，因而很容易在帝国的权术游戏中成为控的对象。那么，围绕它们是否会产生类似于石油政治那样波澜壮阔又波诡云谲的产缘政治博弈？